我们的学校是不是还在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

杨东平

　　我们刚刚度过了今年的高考，每年的高考都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沉重话题。对高考的反思每年都在进行，今年仍然是一个重要主题。在高考结束的时候，有两个群体最高兴。一个是高三的考生终于解放了，考了6年甚至是12年，就是为了这一天的“解放”。另外一个群体就是收废品的，工作量剧增，收入也剧增，每个考生家的资料、试卷都要装满一辆三轮车。很多学校毕业的新创举就是“雪花”飞舞，把所有的课本、考卷全部撕了，从楼上往下扔，作为一种宣泄。大量复习资料，扔掉、烧掉、卖掉，再也不用了。这个事实本身就发人深省。

一、高考季节的反思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但回过头来想，我们的教育究竟为大家留下了什么？这个问题、这种反思永远不会过时。

　　在今年的高考季节，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出国留学，上海的考生今年只有5.5万，下降幅度非常大。上海高中的四大名校，出国比例从前几年的平均10%~20%，上升到现在的30%~40%，再加上名校高中的国际班，有的学校学生出国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是500名，另外400名不是保送就是出国了。

　　越来越多的考生开始绕过高考，这使我们考虑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来适应和满足青年学生的实际需要？在国家层面，这种担心可能更深刻。如果我们的优秀学生都逃离中国，那我们教育的功能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其他国家培养人才吗？

　　大家知道衡水中学是河北省的高考名校，近几年河北省高考前200名大都属于衡水中学，每年进入清华、北大的有40多人，占河北省两校名额的一半。他们的校园文化号称“雪狼精神”：“今日疯狂，明日辉煌。”有人称他们为“人才的摇篮”，他们有一个校领导很谦虚地说：“‘人才的摇篮’谈不上，最多只是一个‘大学生的加工厂’。”也许他们心里有数，他们的强化训练、军事化管理严厉到了什么程度？这样的学生固然能考上清华、北大，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成才？

　　南京的拉萨路小学也是一所名校。两位分别考到清华、北大，又到牛津大学，现在在美国工作的毕业生，相约在“六一”儿童节前后，公开发表实名博文，声讨他们在拉萨路小学度过的黑暗岁月。老师撕作业本、罚抄作业、让学生写检讨、暴力处罚、开批斗会，各种各样的折磨。这两人说，他们后来在清华大学，在英国、在美国，在那么沉重的学习压力和科研负担下都没有低过头，但是他们在五年级时曾经想到过自杀。他们今天把这个事实写出来，不是为了要揭露现状，而是为使我们的学校能够真正有一些改变，善待儿童，善待学生。

　　不少拉萨路小学的老师、学生非常愤怒，认为他们忘恩负义。两人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赞成严厉的教育，但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不是靠修理、体罚、摧残，不是单靠这种方法取得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恰恰更多的是从温暖的力量那里得来的。他们说，拉萨路小学的孩子，上初中后还可以，进高中后，后劲就慢慢不足了，因为他们的潜力在小学的时候过早地透支了。

　　我想，拉萨路小学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他们学校的老师、校长也在说这是十年前的情况，现在学校的整体面貌，学校文化都已有很大不同。我们也相信，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总体性的问题仍然存在。现在最不合理的、最令人痛心的问题，有一条就是对孩子太狠，太敢下手，小学生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这实在太不应该了。高中生毕竟年龄大些，吃点苦也算是一种锻炼；但是小学生每天起早贪黑，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情况。

　　另外有一个学生叫钟道然，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去年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书叫《我不原谅》，声讨从小学、初中到大学的教育，讲得也很尖锐。他说中学是青春的绞肉机，把每个学生心中最美好的部分焚烧成灰烬，留下一片废墟和无穷的叹息。他写道：

于是我就回头想啊想，想我拿这20年干吗了，然后骤然发现，我竟把大部分光阴丢给了中国教育。那就好比是发觉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随手扔进了垃圾箱一样，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悲凉之感、幽怨之情久久萦绕在小生心怀，让人想死的心都有。

若想让这青春不白被浪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一本书来控诉中国教育。

　　他说在中学时候至少还有一个希望，觉得大学是一个目标，是一个灯塔。进了大学以后，才发现大学精神已经死亡，不过是一个大号的中学，考试、背书、点名、奋力考试。

　　老外也在反思中国的教育。有一个韩国人发表了一篇博文《我为什么不去上海的国际学校》。他对上海的国际学校做了详细的考察。收费是普通公办学校的25倍，但是教育质量真的比普通学校好25倍吗？当然不是，课程标准很低，学生学了几年还不会说中国话。最令人受不了的是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对待社会的态度，养成一种人上人的优越感。他们最关注的是别人怎么服侍他、照料他。所以，他觉得这根本不是他所需要的教育。

　　所以，今天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老师、家长、校长，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本文作者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关注中国教育改革、教育公平、生态环境保护并参与实际行动。

二、教育发展的新阶段

　　教育的问题千头万绪，积重难返，而且很多问题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无论是高考改革、择校热，还是治理学术腐败，都很难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抓就灵的办法。我把各种教育问题归纳为三类：一是教育观念的变革；二是教育制度变革，即体制和管理问题；第三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就是在学校、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到底应该怎么教、怎么学。

　　我们看到很多问题，尤其是看到优秀人才的缺乏，看到的往往是第三类问题。但如何教、如何学这一块从理论上说，只要有一个教育家办学的好体制，教育家自己就可以解决，就好像农民自己知道怎么种地，不需要你给他做很多规划，把权交给他就行了。

　　因此，与教学过程相比，制度变革是更为核心的。但是制度变革，需要有一个更重要的思想前提，即新的教育理念，从而确定改革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确定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价值，重新给我们的教育发展定位，确立新的坐标，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没有新的理想、新的价值方向，我们往往就会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过了很多年可能还在原地踏步。

展开全文阅读

　　与经济领域做一个比较，很能说明这个问题。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国经历了一场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经济改革由此确定了新的方向，否定了重新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老路，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航向。非常遗憾的是，在教育领域，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没有完成的、半途而废的拨乱反正。我们仅仅恢复了一个常识，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发展教育。但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究竟如何改革和发展教育，并没有建立新的思维，而是简单地采取重新回到20世纪50年代，认为“文革”前17年的教育就是理想境界，我们只要恢复到那时的教育就可以了。它的后果，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大约是在1979年，中国和美国互派教育代表团，看看对方怎么样。中国的代表团到美国一看，学生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上课随便说话，做小动作，训练也不刻苦，因此断言，20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美国的代表团到中国的学校一看，不得了，校园里书声琅琅，学生们意气风发，刻苦训练，他们也断言，20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

　　现在30年已经过去了，奇迹并没有发生。美国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和科技大国，中国仍然没有培养出我们所呼唤的大师，少年儿童仍然在应试教育的苦海中挣扎。也就是说我们这30年，虽然在教育的普及程度、培养规模、能力上有很大的发展；但在教育的品质上，在教育现代化的坐标上，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2010年，国家颁布了面向未来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了新的教育价值、教育目标、战略任务。从大的背景来看，中国的教育以《规划纲要》的制定和贯彻落实为一个标志，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是有特定内涵的，主要是教育的物质环境、供求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全国小学生的数量，在过去10年减少了四分之一；高校的录取率去年达到72.3%，毛入学率超过26%，去年高考录取率超过90%的省已经有近10个。尤其是国家确定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一个全新的教育价值和教育立场，奠定了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基本的结论就是：中国教育已经度过了极其短缺、极其贫困的阶段，学龄人口越来越少，政府越来越有钱，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

　　在此条件下，我们不是完全有可能实行一种比较宽松的、更加人性化的教育吗？今天中国教育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就是从满足基本需求，转变为追求一种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从“有学上”，转为“上好学”。

　　但是，我们的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还没有形成共识。如果问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长，他心目中好的教育是什么，答案可能不一样，可能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会说是上名校，上清华、北大。把“上好学”简单地等同于上“重点学校”。但是，以应试教育和升学率竞争为能事的重点学校真的是一种“理想”吗？

　　非常遗憾，教育资源的改善、供求关系的极大宽松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导致一种新的教育的产生。10年前进行高校教育扩招的一个动机，就是希望改变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从而改善应试教育的弊端。现在独木桥已经变成四通八达的立交桥了，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几了。那么为什么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呢？没有标准答案，大家可以思考。我把这一现象称之为“规律失灵”。学生越来越少，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反而出现了新的“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出现了大班额、巨型学校、超级中学，这些都是与教育现代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认为资源约束、资源短缺是中国教育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资源条件明显改变以后，我们的教育仍然还是原样。原因何在？

　　可见，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相似。一种好的经济秩序，公平的、合理的、公正的社会秩序，有质量的生活价值，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必然出现；除非你把社会公平、社会福利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来追求。

　　在教育资源短缺的时候，这些问题被掩盖，大家以为只要教育资源增加了，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经济主义、发展主义的思路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全新的教育理想和正确的教育观念，资源再多也不见得能够达成好的教育。

山东菏泽学生高考前撕书减压 场面震撼如下雪

三、需要树立新的教育理想

　　因此，新的教育理想，首先需要树立与我们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价值观。这个教育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建立了，不需要我们去发明，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是最直接的以人作为自己工作对象的一个领域。所以应率先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提出，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已经对教育发生了很重要的改变。首先，对教育的功能、性质的定位。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把教育视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民族振兴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事业；今天我们提出，教育是关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儿童，使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的民生事业，因此，要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过去不需要人民满意，只要政府满意，培养专家拿科技发明奖，“神舟”五号、六号上天就行了。国家主义、精英主义、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都需要在以人为本的新视野中加以更新。

　　以人为本在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这话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非常困难，很容易成为一句挂在嘴上的口号，说说而已。我们不妨反思一下，我们现在的教育究竟是不是以学生为本。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政治至上的时期。新中国的前30年，政治凌驾于其他之上，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后来我们又经历了一个经济至上的时代，教育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以经营、创收、转制、圈地、贷款等为重心的，这个阶段也已经过去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学校究竟是以什么为本？我相信相当多的地方和学校，实际上是以“教育GDP”为本。什么是“教育GDP”？就是考试分数、升学率、学校排名这些东西。它们成为学校工作实际的指挥棒。有人会说，这是为学生好，学生和家长要的就是这个。这种以分数为本，以升学率为本，以数字为本，以教育政绩为本，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教育，与以学生为本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惜以摧残学生、牺牲学生的健康和青春为代价。

　　刚才讲的例子，当他们长大之后回过头来，当他们认识到社会的博大、人生的丰富多彩的时候，他就会反思，就会痛恨，就像钟道然说的，一个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被耗费了，一片废墟。而青春是无法弥补、无法挽回的。

　　那些追求升学率的学校，如果说是以学生为本的话，也只是以少数学生为本，以少数高分学生、少数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为本。这就是我们在很多重点学校看到的普遍现象。在北京也非常明显，把学生按学习成绩分为快班、慢班，分为龙班、虎班、火箭班，关注的只是少数学生，靠这个吸引大量的择校生，而大多数学生只能随波逐流。所以那些超级中学、巨型学校，背后是很大的生意经，是赚钱营利，怎么是以学生为本呢？

　　因此，以人为本的核心概念是以每一个学生为本，这就是《规划纲要》里提出来的，要关心每一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发展，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判断是真的以人为本还是假的以人为本，关键就在是否办好每一所学校、关注每一个学生。虽然这个目标在《规划纲要》里提得非常明确，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可能还是认识不足，还是会习惯性地把我们的关注集中到少数学校、少数学生身上。所以，这是理解以人为本的一个核心。

展开余文

　　今天的教育呈现着这样一种脱节：我们已经进入全民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然而我们主流的教育价值和制度安排仍然是“精英主义”的。精英主义是什么概念？就是国家或者政府的关注、投入集中在少数学校、少数学生身上，是一种面向少数人的教育。

　　中小学教育的“精英化”是我们过去五六十年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是为了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目标，迅速培养一小批专家。当时明确规定，在中小学建立重点学校制度，形成一个“小宝塔”，重点学校的任务就是给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人才。那时我们没有实行义务教育，我们是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的。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之后，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就不合法了，必须面向全体学生，办好每一所学校。问题是那么多年了，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完全转过来，正在缓慢地转。不许办重点学校，出现了名牌学校、明星学校、星级学校等，反正是一定要分出三六九等，就是不能一视同仁。

　　除了严酷的应试教育，反教育现象还有各种表现。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超级学校，四五千人的小学，一两万人的中学，一个年级50个班，最多的100个班。这样的学校还能称它为学校吗？在这样的学校里，教育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校园安全，防止学生出现安全事故。因此，这些学校都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实行所谓的“量化管理”，一举一动都要规范、打分，互相监督。问题是，这究竟是学校还是军营？这两者是一回事吗？能用这种方法办教育吗？

　　除了超级学校，还有超大班额，不少县城的中小学，最大班额可以达到120人、130人，越是重点学校班额越大，很多家长砸锅卖铁，非要进这些学校，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这样的学校，你说它是优质教育我是根本不相信的。没有一个老师有能力照顾班上100个学生，不可能的事。

　　上海的老教育家吕型伟生前曾经说，一个正常的学校，校长应该认识每一个老师，叫得出他的名字；走在大街上，能够认识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这就是“过去的学校”，我上中小学时，不就是这样吗？在这些巨型学校，为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必须实行严厉的军事化管理，这就必然导致教育的异化。学校能办成军营吗？能办成教育工厂或者“考试集中营”吗？

　　与此同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又出现另外一种现象：那些陈旧的封建主义价值观，在大规模地复活、强化，就是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望子成龙、出人头地这些东西。从“五四”以后，这些陈腐的东西就是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五四”的新教育，包括蔡元培对旧北大的改革，首先就是扭转读书做官的价值，树立大学“追求高深学问”，追求真理的价值。看看今天大学毕业生争相报考公务员，大学教授不安心学问、热衷于做官的情况，是不是一种倒退？

　　而且，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由于商业化的市场力量的推动，这些反教育的陈腐价值死灰复燃，而且变得越来越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似乎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这背后还有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想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做人上人，这本身就是精英主义时代的价值观。而在普及教育的民主主义的时代，我们所需要追求的，就像陶行知说的：不要做人上人，要做人中人。我们今天随便问一个中学的学生，你的人生理想，目标是什么，答案都差不多，上大学、读博士，做科学家、宇航员等，都是很宏大的目标。如果我们在日本、韩国的中学生中做人生理想的调查，结果就很不一样，往往是很具体的、不那么高大的目标。比如，有的学生说，她想开个蛋糕店，特别喜欢做各种各样的糕点，有的说想开个花店，等等，是可以把握、可以实现的真实的人生目标。

　　所以，教育改革必须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整体性的文化变革，没有家长群体的支持和社会文化的改变，学校的很多改革也难以独善其身。

教育的重建

杨东平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5月

定价39.80

四、教育需要归真返璞，恢复常识

　　面对这些教育乱象，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教育最需要的也许还不是现代化，而是正常化，要遵从教育规律，要正本清源，要归真返璞，要恢复常识，要回到原点。首先实现教育的正常化，然后再谈教育现代化。“教育正常化”的口号也不是我们自己说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教育改革就提出了这个目标。当时，日本中小学被称为“考试地狱”，很多青少年自杀。针对严重的“教育畸形化”，日本提出了教育正常化。

　　那么，今天我们讲“教育正常化”，主要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反教育”现象，首先将那些完全违背教育规律、违反国家政策和法规、乱来的东西改变过来。先别说那些高深的理论，首先是恢复常识，就是学校像学校，校长像校长，老师像老师，学校做学校该做的事，校长做校长该做的事，老师做老师该做的事。

　　归真返璞，恢复常识，回到原点，说的就是一件事：恢复教育的基本价值、基本功能，就是人格养成，树人育人。首先，是“人”的教育，人才人才，首先是培养“人”，成为一个好人；没有人，哪里有才？所以，以人为本不是以分数为本、以升学率为本，也不是以“才”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本身就是目的。教育的重要价值，就是保护儿童，保护他们作为人的成长，保护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就是保护和创造世界的未来。因此，教育的本质是非常人文化的，是非功利的。

　　今天，遵从教育规律，恢复常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儿童当儿童，实行善待儿童、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这应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最低纲领呢？事实是，现在在大城市几乎很难找到这样的学校，不用考试、分数、作业压迫儿童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在国内主要是面向外国学生的国际学校，学费是非常昂贵的。所以，也可以说，善待儿童的教育，在今天已经不是底线，而是非常高的标准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非常优美，非常诗意。他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教育真正的价值是一种启蒙，一种唤醒，一种打开，一种点燃，一种开悟，一种得道……所谓启蒙，就是把一个人从蒙昧的状态，带入一个理性的状态、理智的状态，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人，培育他丰富的内心世界，提高他的精神高度；而不是通过许多无用的知识灌输使人变得麻木，变得冷漠，变得消沉，变得缺乏人性。这些都是我们当前教育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特征。

　　其实还要恢复我们教育的人文性。我们太强调它的公益性和工具性。而在中国人文性本是我们的一个教育传统。中国的儒家教育、孔孟之道，就是以人文教化为核心价值。同样，我们的现代教育也是强调教人求真、学做真人。这样一个理想在今天还是有振聋发聩的意义。陶行知的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最痛恨的就是延续科举传统的那种陈旧的教育，他称之为是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学校是不是还在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他们能不能承担人生和社会的责任？能不能承担丈夫和妻子的责任？这些问题都需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变成一个典型的中国之问。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诗书礼教之国，中国传统教育就是以人文教化为核心内容的，培养的是一种君子人格，就是正人君子、谦谦君子、知书达理、温柔敦厚等。但今天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远了，可以说把这个概念已经扔到了九霄云外，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

　　我们关注分数、分数、分数，考试、考试、考试，很少有人关注你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人际关系上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样的人生、社会的思考，等等，这些都不重要了。完全没有把人格养成放到核心位置，培养出一些考试机器、科技怪人或经济动物，或者，用钱理群的话说，培养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教育的异化。

　　西安中学的高中语文教师杨林珂写了一个万言书，深度发问中国教育。他说，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头只有“拼搏”“奋斗”“成功”等几个可怜的词，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我的教育理念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让学生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

　　其实，人的成功成才，教育研究的结果很清楚，就是情商大于智商，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性格、情感、气质、开朗、乐观、勇气、毅力、坚韧等，才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而知识教育只占较小的一部分。就知识教育而言，在现在的学习化、信息化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学习的能力、交往的能力、合作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分析、判断、归纳、推理等基础能力，也叫作“可迁移能力”，而不是具体的书本知识、解题技巧，因为具体知识是很容易从网上获得的。

　　因此，有人说当前迫切需要改变“失魂落魄”的教育，现在的教育没有魂了，只有分数、技术。以人为本的教育，要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真正需要培养的是那些能够使你终身受益的品质和素质，完全不必为了考试和分数、为追求第一而过分透支自己的体力、精力、兴趣爱好。这需要改变教育中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盛行的状况，改变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重理轻文，独尊科技，理科、英语至上，过度的考试和分数竞争，需要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人格养成以及审美、艺术、历史修养和社会关怀；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社会服务的公益心，学会生活的能力，等等。

　　还需要补充新的教育内容，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公民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生命教育等，从而恢复教育的人文性，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宗旨，使教育真正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的灯塔，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源泉。